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君临,作者君临研究中心 。

“中国制造2025” 是一个理性而恢弘的计划。

说它理性。

在基本原则中,它要求“市场主导,政府引导”。

同时又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激发企业活力和创造力。”

说它恢弘。

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制造业主要领域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和明显竞争优势,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回溯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国制造2025” 标志着增长导向的变迁,是传统制造政策向创新政策的一次变迁。

从新一代信息技术到高端装备,从“四基”新材料到生物医药,中国人誓言要登上产业链的巅峰,乃至引导人类科技前进的方向。

面对大洋彼岸中国人雄心勃勃的战略计划,不知多少高端岗位要春水东流。

主宰美国的那帮藤校精英们,如坐针毡。

“上帝的选民”收起了往日自由民主平等的正义形象,换上了一副精致利己者的面孔,高举制裁大棒,指责中国用非市场行为参与竞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作弊,是欺骗。

对此极其敏感的美国人表面上对此言之凿凿,大义凛然,其实他们心知肚明。

这套“举国体制”,美国人玩的最溜。

1957年底,不吭不响的苏联人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结结实实的打了宣称要第一个送卫星上天的美国人的脸。

望着那颗83Kg重,98分钟就要绕头顶一次的苏联大铝球,美国朝野哗然,公众震惊。

一想到慷慨激昂的玉米帝赫鲁晓夫用标志性的手臂有力的划圈并展示语言暴力,美国的精英们就头疼。

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美国公知吓唬民众,一个新的国家在历史舞台上已经抢到前头去了,强大的美国正在变成二流国家。

在朝鲜战场上没占到便宜的美国军方想的更远。

既然苏联人能将卫星送到太空,那么就能将原子弹丢到美国本土。

东风压倒西风,如果还不能在科技上取得优势,还怎么体现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有过“曼哈顿计划”集中攻坚的经验,又为美国政府输送大批干部的军方,很快就科技创新取得形而上的共识:

资本主义也要有计划。

军人出身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随即决定成立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也就是今天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前身。

DARPA是美国国防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组织、协调、管理机构。

主要负责高风险、高回报的基础性与应用性研发项目,其使命是使美军长期保持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技术优势。

DARPA摒弃渐进的增量式发展模式,聚焦于技术突破与革命性的创新工作。

它不在短期上与其他军种科研单位争长短,满足于当下的苟且,哄抢明年的预算,而是致力于为美国增强未来军事能力,“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充当“技术引擎”。

当然,这种“技术引擎”也深刻的造福了民用领域。

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互联网的前身——ARPAnet。

1966年,DARPA的处级干部鲍勃·泰勒正面临一个Trouble。

他办公室里的3台计算机,有不同的程序、不同的终端,无法进行计算机间的交互通信。

为此,他提出了发展一种计算机网络的想法,向时任局长汇报,只用了20分钟,就获得了经费支持。

这就是诞生于处长办公室的ARPAnet,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了现在的互联网。

长期担任DARPA局长的托尼·特瑟说:

“对于DARPA来说,创意就是一切。”

“我敢说DARPA的最好项目经理是科幻小说作者。”

“我们发现最好的防止科技被超越的方法,就是去创造新科技。”

DARPA鼓励“疯狂科学家”们,用前瞻性的敏锐眼光,去探索需求,并挖掘适合承担这些项目的个人和单位。

纵观DARPA历史,它的项目经理们,一直对第一眼看上去稀奇古怪甚至荒诞不经的想法持开明态度,并以此为荣。

这里可以看出,DARPA采取的是一种“创造需求”,基于隐性需求下的创新模式。

这种模式不是很快就能被人意识到,它的实现需要通过调查,不断研究试错才能慢慢发掘出来。

在现实中,重新定义手机的iPhone,实际上就这种创新思维的产物。

当然,除了这些装点门面的大词,DARPA成功的更离不开组织架构和绩效导向的良好制度设计。

作为一个官僚机构,DARPA却遵循反官僚主义的原则。

一是机构的扁平化。

项目的组织实施与管理是DARPA运行的核心。

带着技术理想,对技术发展有着深刻理解和洞察的项目经理人担当“中介”,负责项目选取和资助。

项目经理与DARPA局长之间只隔一个业务处长。

如果项目经理想资助某一项目, 只需要处长和局长同意即可。

因此,项目经理有较大自主权力,去选择和资助他所在领域的有关的创新研究项目。

这种精简使得组织成员能根据项目内在逻辑密切配合起来,跳脱出传统意义上僵化低效的科层组织。

二是独特的人事制度。

美国国会批准DARPA享有“实验人事权”,使其可通过丰厚薪金将不同领域的天才、怪才招于麾下。

这虽然疯狂,但总比按部就班的公务员考试靠谱的多。

DARPA还有权使用现金奖励,走群众路线,鼓励创造性研究的开展。

比如DARPA早在2003年就推出无人驾驶挑战赛,那时的奖金就高达100万美刀,此外还有机器人挑战赛、网络挑战赛、频谱协同挑战赛、发射挑战赛等多个挑战赛项目。

这些“胡萝卜”,皆有着明确清晰的目的,以需求为导向,服务于长远的国家发展战略。

更重要的是,DARPA对“学阀结党”和“行政凌驾科学”有着深深的警惕。

对研究人员的聘用期一般不会超过六年,项目经理任期为3至5年,人员流动率高。

定期大清洗,意味着在固定的轮替周期里,一些人可能会带着以前尝试过但未成功,或是全新的思路加入, 而周围的人对他们的思想不会有异议。

除了DARPA这种政府亲自下场干科技,美国人还通过另一种别致的资本主义计划,阴差阳错的催生了另一种科技研发模式。

北美的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

1918年结束的一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实力格局,经济、政治重心逐渐向美国转移。

前所未有的工业化浪潮席卷美国,全国总财富增加了一倍多,许多美国家庭变得富裕,人们开始进入过去从未经历过的“消费社会”。

连锁店四处开花、商品广告遍及全国,过去被视为高档消费品的汽车、收音机、化学制品、电影等,都开始成为普通工薪家庭消费得起的商品。

爵士乐为代表的新艺术诞生,崭新自信的现代女性面孔登上历史舞台。

那个年代所涵盖的激动人心的事件数不胜数。

以原教旨市场经济为标志的资本主义也经历了它的全盛时期。

在市场经济的历史逻辑里,有规模效应的产业必然会走向集中,继标准石油托拉斯诞生后,白糖托拉斯、烟草托拉斯和橡胶托拉斯一个接一个拔地而起。

这里面,自然也包含随着电话的发明而兴起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1925年,AT&T公司已在有线及无线电话领域占领美国90%的市场。

为了控制托拉斯,并从其手中夺取调控宏观经济权力的联邦政府,以《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标志,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垄断企业的利润的措施。

其中有一条:“垄断企业利润必须控制在成本的12%之内”,正好适用于AT&T。

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利润和成本挂钩,那么成本的合理增长可以为利润增长捅破天花板。

什么成本既合理,又光明正大呢?

显然不是A股药企们的销售费用,而是研发。

AT&T建立了“研发经费与销售收入挂钩”机制,那么AT&T刚好于1925年收购的西方电子公司的研究部门——贝尔实验室,可谓一归顺,就赶上了这歪打正着的好时候。

贝尔实验室雄厚的科研资金,就建立在垄断企业希望增加利润而做大成本的欲望上。

用经济学的术语讲,这就叫行政计划干预所导致的“看不见的结果”。

诞生了11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分享了7次诺贝尔物理学奖,还诞生过1次诺贝尔化学奖的贝尔实验室可谓牛逼至极。

Unix操作系统、晶体管、太阳能电池、激光器与原子能、蜂窝式移动电话、光纤及光通信......

多金的贝尔实验室信奉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佛系管理、执行“白专”路线。

每层领导由该领域被认可的技术权威担任,与员工的关系是同事关系,非上级与下级关系。

员工大都是艺术家、哲学家,有极大的科研自主权,上级对下级的管理被认为是无知粗暴的干涉。

与佛系管理相辅相成的是宁缺毋滥的招聘制度。

苛刻的招聘条件,杜绝任何南郭打酱油,只招将军,不招士兵。

每个部门永远有招人的名额,但每年只招极少优秀人才。

初级人员的重要素质包括对科学追求的理念和自我驱动的激情,资深专家根据其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决定。

更重要的是,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导向是一种典型的“价值投资”。

它刻意与市场化部门完全隔离,以保证技术的纯洁、公正、可信。

发光的金子不需要群众歌颂和市场赞扬,短时不被公众接受不等于没有价值,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当然,与市场脱节,也意味着创新链的断裂。

70年代就发明了蜂窝式移动电话的贝尔实验室,因错误预判市场有限而出售一系列技术专利,错过无线通讯迅猛发展,以至于到最后不得不花高价再买回来。

不过这种白专路线,让贝尔实验室的科研动力更纯粹,极大的科研自主权,完全是按照科学家的兴趣来,如饥似渴的兴趣驱动了科研的发展和深入。

贝尔实验室,更像是一个搞发明的象牙塔,而不是搞创新的商业机构。

如果说创新是技术,那么发明就是艺术。

虽然贝尔实验室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其微小的资金投入,但他还是衰落了。

通常的解释是美国人发起狠来砍自己,AT&T在1984年因反垄断原因被拆分后,又几易其主,从而导致资金短缺。

但如果将贝尔实验室八十年代的衰落放入时代大背景中。

继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引发滞涨遭遇失败,新一轮的自由化改革削弱了“资本主义计划”的生存空间。

完全市场经济也存在缺陷,它往往热衷追逐短期利益,而忽视需要长期投入才能获取的远期回报。

市场由人组成,而人天性喜欢追求“即刻满足”,当未来结果越不确定,它的“折现”就越低。

发明是高尚的艺术,但往往发明和艺术的价值在产生的初期不被重视,需要在长时间后才能被认可并体现其真正的超凡价值。

历史上诸多伟大艺术家,总是生前穷困潦倒,死后哀荣备至。

价值认可的滞后,让发明与投资者回报仅仅存在弱相关,这就让追逐利润为目标的企业对发明的支持天然产生矛盾。

所以,仰慕贝尔实验室甚至超越爱情的任正非,就一再重弹重视基础研究的老调。

八十年代中后期进入“大缓和”时代的西方世界,放松管制的新古典经济学兴起,自然也影响到金融行业。

放松金融压抑思潮逐渐成为主流,金融业务的复杂程度日渐提高,金融工具创新日新月异。

金融行业的自由化,让钟摆走向另一个极端。

一方面是金钱至上的大行其道,“长期看我们都会死去”,基础科研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被界定为风险加以规避,削弱了金融对长期研究的支持。

但另一方面,又让另一种“举国体制”的科研模式,风险资本支持下的“硅谷——纳斯达克”模式在历史行程中显山露水。

2000年的科网泡沫破裂,扇动的飓风深刻的冲击了一位上海广告买办的生意。

纷纷捂紧钱包的风险投资商,让潇洒烧钱的各大IT网站大幅缩减广告开支,那时27岁的江南春还在经营一家名为永怡传媒的广告公司,互联网热潮的熄火,让他的公司陷入风雨飘渺之中。

身心疲惫的江南春一次与同为互联网弄潮儿的陈天桥吃饭,想从其身上找到感同身受的温暖,问道:

“如今你网站的日子不好过吧?”

没想到,陈天桥神态轻松的答:

“转向了,现在做网络游戏,火着呢。”

21世纪初的中国游戏市场,是陈天桥代理的《热血传奇》君临天下的时刻。

同时在线人数10万+,月营收2000多万,遍布中国城乡的网吧,到处都是玩此游戏的年轻人。

受了刺激的江南春后来在日记里忿忿不平的写道,他拼命挤上一辆拥挤的大巴,靠着身强体壮抢了个靠窗座位,没想到他陈天桥居然不走寻常路,找了辆骚包的紫色法拉利扬长而去。

但没过多久,这位不服气的年轻广告人也发现了属于他的法拉利。

相信后来江南春开创电梯广告这个新商业模式的故事,已被世人所熟知。

但很多人所忽略的是,电梯广告商业模式的核心成功要素并不是这个点子,而是规模效应带来的护城河。

规模的扩张需要极强的执行力来推动。

当然,更离不开资本的推波助澜。

就在江南春的分众传媒在满上海的写字楼到处挂液晶屏的时候,一家Copy其商业模式甚至连名字都差不多的聚众传媒,避其锋芒,悄悄的在北京依葫芦画瓢的跑马圈地。

大事不好,对这门生意有着深刻理解的江南春明白:

电梯广告有天然壁垒,有价值的写字楼数量增长缓慢,占一栋少一栋,赢者通吃。

这时候杀出来的程咬金,很可能窃取他的法拉利。

分众连忙杀到北京堵截,聚众旋即挥师上海攻坚,惨烈的贴身肉搏让双方苦不堪言。

这时候,资本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再强的执行力,也需要金钱作为后盾,而分众的模仿者聚众,在这步棋上,总是慢一拍。

2003年5月,分众拿了软银2000万,开始进军广深。

7个月后,聚众带着第一笔融资紧随而至。

2004年4月,分众拿了第二笔融资1250万美元。

5个月后,聚众融了1500万美元。

11月,分众第三次融资3000万美元,聚众仍然锲而不舍,紧随其后又融了2000万。

终局发生在2005年7月14日,分众在纳斯达克上市,一举从美国投资者那里拿了1.72亿美元。

大势已去,聚众身后的PE们再傻也不会跟纳斯达克比着烧钱,被收购是最好的结局。

收编各路挑战者的分众,至今仍垄断了中国楼宇广告90%+的市场份额,有着梦幻般的ROE。

毫不夸张的说,没有国际主义的纳斯达克那五湖四海的融资能力,就没有今天分众的市场地位。

不过与其说是美国人民的退休基金成就了一位中国人的商业梦想,倒不如说是中国人为美国人民的美好晚年生活买了单。

所以有时候眼看肥水流了外人田,让人不由感叹:

“那么多互联网巨头,有多少钱是被外国人赚走了?”

江南春发明什么新东西了吗?

并没有。

液晶电视是美国人的发明,日本人产业化,中国人白菜化的东西,运行分众这套广告系统的软件、网络协议,也要拜美国人所赐。

他只是天才的将这些发明,创新的整合在一起,即创造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回顾纳斯达克孵化出来的明星企业,从苹果用IOS系统整合全球手机供应链;到特斯拉把索尼发明的锂电池、通用发明的功率半导体、特斯拉发明的交流电动机嫁接到一起;再到亚马逊AWS创造性将IOE(IBM、Oracle、EMC)结合在一起,开启了云计算时代的辉煌。

莫不如此。

从《国富论》诞生起,西方世界就懂得一个实践真理:

如何把个人内心对私利的追求,和公众利益结合起来。

硅谷——纳斯达克的成功,就再一次证明,群众真正追随的其实并不是科技的独特魅力,而是自己内心的欲望——从科技带来的变化中获取什么好处。

上文的三个片段,对应了美国在科技发展上的三种模式:

美国政府主导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为代表的大项目管理模式。

贝尔实验室型的大研究院模式。

风险投资支撑下的以产业孵化为手段的硅谷——纳斯达克模式。

没错,一贯双标的美国人搞的正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从政府旗帜鲜明主导,又或是企业的误打误撞,再到筹集民间资本,风险共担。

这又何尝不是美式“集中力量办大事”。

可惜的是,现在却贼喊捉贼的不准别人这么干。

哪有这种歪道理!

如果说中国在这三种模式中有所侧重的话,那么我们师从苏联所学到的政府主导模式,是过去的主流。

过去的苏联,虽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乏善可陈,但在科技方面却屡屡挑动美帝脆弱的神经。

其实这也从侧面说明,远离市场的计划体制,似乎在科技研发上运行的不错。

那么也就多说一句,苏联为了计划经济的运行培养大量数学人才,一直到今天,俄罗斯的数学家也是重要的出口品,要知道,数学是一切科学之母。

苏联的时代落幕了,他已没有机会实现“社会主义也要有市场”。

中国人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走过了艰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之所以称之为艰辛,正如文一教授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中所言:

自由市场既不自由也不免费,而是一种昂贵的公共品,且是所有生产交换活动最基本的公共品,其基石是社会秩序和信任。

随着注册制为基础的科创板的光速开闸,代表了我们认识到美国通过金钱的市场杠杆,创造了美国科技研发及应用迅猛发展的奇迹。

资本+技术,这个公式看起来简单,但这背后需要的秩序和信任,需要复杂的制度安排,还有漫长的发育。

实际上,就算有秩序和信任,也不代表每一个国家,都有天赋和能力设置一个科创板。

科创板的良好运行,还需要一个规模庞大,且潜力无限的统一市场。

只有伟大的国家,才配有伟大的市场,也就是从苏联的废墟上,我们拿了经验值,升级出新型的“举国体制”。

通过贝尔实验室的衰落,我们也看到在科技研发方面,金钱和市场并非万能。

在美式科技模式中,前两种可以定义为发明,后一种要理解为创新。

发明是创造突破性的思想和方法,创新则是运用和混合已有的发明来产生经济效益。

发明的动力更多是来自对科学的追求,创新的动力则来自对金钱的渴望。

发明离市场很远,创新需要贴近市场。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似乎还缺一个贝尔实验室。

刚刚闭幕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在会议《决定》里专门提出:

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不过话说又回来,科技研发的外在形式并非主要,内在实质才是关键。

客观来说,我们的计划内科研体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比较突出的主要是急功近利和行政挂帅。

比如一位高层就说:

“切实把科研人员从繁冗的审批、繁琐的杂务中解放出来。”

另一位高层说:

“对科研人员要拿出‘千金买骨’的诚意来。”

领导话音未落,给科研人员松绑的讲话本身都变成了一次次会议,层层召开,层层传达,还要求学习有笔记,参会有记录。

落实到基层科研人员身上的时候,报表、学习心得、体会,一个少不了。

对于科研来说,中国并不缺乏资金,也不乏人才,而是缺乏如何合理的调用资金,完善激励导向的顶层设计。

对发明创造这种高度抽象和艺术性的活动来说,美国经验值得借鉴。

它需要充分尊重个人的兴趣和专长,支持暂时还看不到应用前景的选题,没有繁琐的进度检查或任务汇报,只大力强调独立思考,激发创造性思维。

努力营造容忍失败、鼓励创新、学术自由的研究氛围。

它应该是科研人员能够不再忧虑该怎么迎合领导,走门路抢项目,埋头研究不问窗外事;

也应该是无数个行政干部没有私心,一心服务,学术挂帅。

这一切,还需要大刀阔斧的开展制度革新。

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现实的规律注定了不断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断学习进步的民族,注定会成功。

反而是固步自封、自以为是、阻碍时代潮流、人类交流学习的国家,不管曾经有多么不可一世,都必将走向衰败。

透过“中国制造2025”,美国人意识到中国人发现了他们的秘密。

但可惜的是,他们却选了条错误的对抗歧路。